中国日报网5月16日电 《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枪支暴力是美国人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大规模枪击事件是枪支暴力在人们心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2021年,有超过4.8万名美国人死于枪支暴力。

这些死亡是可以预防的。然而,在美国国会以及司法机构中,一再试图推出的枪支管制措施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枪支缩短了生命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了惊人的下降。有多种原因,其中最近的原因是新冠疫情。但即使在此之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也表现出停滞不前甚至是下降的趋势。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些对年轻人口影响格外严重,从而对预期寿命产生巨大影响的疾病上,“绝望的疾病”在过去15至20年尤为突出,包括药物过量、酒精性肝病和自杀。

其次是枪支死亡,这与“绝望的疾病”有一些重叠,因为大约一半的枪支死亡事件与自杀有关。枪支暴力包括自杀未遂、自杀、凶杀、暴力犯罪以及意外死亡和伤害。

枪支暴力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流行病学家越来越将枪支暴力视为一种疾病。公共卫生是一门减少和预防伤害、疾病和死亡的科学,同时通过采用循证政策和实践促进人口的健康和福祉。

文章称,有鉴于此,美国需要采取全面和多方位的公共卫生方法来预防枪支暴力,这种方法既要解决枪支的获取问题,又要解决导致枪支暴力的基本因素--社会和精神因素。

政治和法院

目前,美国在如何处理枪支暴力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在联邦层面上几乎不可能通过哪怕是相对温和的干预措施,如普遍的背景调查、年龄限制、枪支许可,以及对攻击性武器或高容量弹夹的禁令。

两股相互交织的潮流阻碍了遏制枪支暴力措施的实施。首先,人们对公共卫生越来越不信任,最近公共卫生在美国受到很大的抵触。最明显的例子与新冠疫情有关,即对使用非药物干预措施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反弹,以及随后对新冠疫苗授权的反对。

其次,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司法部门往往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法院不应该再考虑一项法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加强公共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保守派法官宣布几乎所有旨在遏制枪支暴力的联邦法规都是“违宪”的,甚至断言不让家庭施暴者和被控重罪的被告人拥有枪支是违宪的。

弗吉尼亚州的一位联邦法官对宪法采取了原始主义立场,他写道,政府未能提出“殖民时代、建国时期或共和国早期对购买或出售枪支的年龄限制的任何证据”。据该法官称,这些时期没有类似的规定表明,"建国者们认为基于年龄购买枪支的规定限制了第二修正案所确认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文章表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了携带武器的权利。尽管如此,建国者们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拥有任何枪支是不合乎情理的。毕竟,没有任何权利是绝对的。例如,第一修正案涉及言论自由,但它是受到限制的。受到较少或不受保护的言论类别包括人身威胁、淫秽、欺诈、儿童色情、与非法行为有关的言论、煽动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言论、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言论等等。

权利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限制和约束。为什么第二修正案会有什么不同呢?对某些人来说,第二修正案似乎有某种质的不同。持有武器的权利被第二修正案的绝对主义者奉为偶像:“崇拜而不是理解,冻结而不是解释和背景化”。